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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俏:发展多元化金控模式 为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

发布日期:2020年10月24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刘俏在第三届光大-光华金控论坛上的讲话

  

  谢谢大家!

  在光华研究团队和威尼斯登陆同事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报告(2020)》发布,报告包含了很多思考。我想讲一些关于中国金控未来发展的思考,特别是想讲讲在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做什么,未来如何布局。

  现在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是在“双循环”背景下,经过40年高速发展之后,如何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招商局1872年成立,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美国、日本在完成工业化,服务业占主导后,要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就变得很困难。中国的数据也基本是这样的特点,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工业化进程极大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就降下来,现在到2%以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到2035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达到美国的65%,一般发达国家都是美国的80%左右,我们达到65%,就需要未来15年时间里让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比美国多提高1.95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保持2.5-3%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做到4%的增速,那时候处于工业化进程中,面临国际大循环比较好的外部环境。现在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我们怎么保持这个数字?

  我们尚有很多努力空间,最近大家在思考未来15年,特别“十四五”期间比较大的关键点。

  首先是供应链的问题。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上我们非常高,中国进出口占的比重一度达到GDP的60%以上。现在降下来,但是仍然是参与度比较高的。但是我们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不太理想,我们一般是用上游程度来衡量位置,我们低于美国的0.29,发达国家平均是0.04。很多关键领域重要零部件还得依靠进口,比如半导体90%零部件需要进口。商用飞机也是80%以上。未来15年时间里,我们需要改善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还有实现投资更合理的配置。现在美国人均资本量是40%,中国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我们的国民储蓄率很高。但是有一个悖论,现在投资效率不是很高,带来的后果是实体经济杠杆率要高一些。以上市公司投资资本收益率来看,平均3%,1块钱投资资本带来3分钱收入利润,未来怎么提升投资效率是发展金控需要思考的问题。

  还有城市化率的问题,现在中国城市化率大概60%,但是到2035年可能达到75%-80%。这里很大的问题在于这些人去什么地方,投资到底是不是跟人汇聚的地方、产业涌现的地方是吻合的。有很多分析,到目前为止大量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主要集中在人均GDP比较低的城市。背后有很多原因,至少它意味着我们投资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根据分析,中国300多个地级市,其中有数据的200多个地级市,88%的地级市人口是严重不足的,实际人口数量比理想的人口数量,与容易产生新的行业、产生就业、产生更好的生存发展机会的人口规模相比,是严重低估的。这种情况下,未来用什么样的方式引导城市化的发展,引导资源有效配置,金融在这里起什么作用,这是很突出的问题。

  针对提高居民消费率,现在居民消费只有39%,未来会有将近20%的成长空间,服务消费会从现在的占总体消费不到50%提升到未来60%-65%。这一切也会在未来的十几年时间里对金融服务提出新的要求。

  还有初始分配,现在GDP个人家庭分配是比较低的,大约43%的国民产出分配到个人和家庭,人均GDP约1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万人民币。美国是63%,日本也是比较高。我们初始分配给个人家庭,方便用于未来消费的比重并不是很高。未来金融服务怎么通过财富管理或者更新的普惠性服务,增加个人家庭的财产性收入,让大家有更多的资金进行消费,从而带来国内循环为主的消费的提升,它的意义是很大的。

  还有一点,产业结构的变迁与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我们看农村农业农民的情况,2017年农业贡献7.9%GDP,就业人口是27%。去年情况是7.1%GDP,就业人口26%。城乡二元结构本身就跟就业人口产出的比例不协调是连在一起的。到了2035年,如果我们实现现代化的话,把日本、法国、德国作为参照,农业GDP占比可能会降下来到3%、4%,就业人口也应该降下来,否则农村人口收入上不去。假如降到6%,意味着未来15年时间里有21%的就业人口需要从农业重新配置到制造业或者是服务业。这过程伴随着城市化,也伴随着新的产业的不断崛起,伴随传统产业的更新改造来进行的。

  这里很核心的问题在于怎么实现农村人口就业群体的城市化的问题,在城市能够住下来,这是真正实现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的重中之重的关键问题。

  在这样的思考后,未来金控发展最基本的判定标准在于能够提升金融服务新发展格局的能力。

  什么是好金融有很多判断方法,我个人的看法是要把中介成本降下来,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在现在新格局下,更简单、更直接的表述是它应该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破题,解决在新发展格局下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有几个关键点:

  1.明确发展目标是什么。规模过大,不一定是好事,金控发展一定不是规模导向的。我们现在如果按照金融业GDP占比的话,2014年就超过美国,现在是7.7%,美国是7.4%、7.5%。这背后是伴随着金融资产规模大爆发,也是金控大发展。但是规模大,并没有带来好金融。以金融行业为例,全国有将近4000家的上市公司,银行上市公司数量不到40家,也就是不到1%的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占到最高60%的上市公司利润,以2018年为例,A股市场48%的利润是由不到1%上市公司贡献的。这某种程度上也说明金融经济的成本太高了。金融控股的发展不应该以扩大资产规模为目标,不应该是以规模作为导向。

  2.提升投资效率。我们的投资效率确实是经济发展中的痼疾,如果不解决的话,中国经济高杠杆的倾向就很难化解。现在民营企业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对高一些,在上市公司分析中也看到这样的特点。但是信贷资源配置其实是非常低的,2018年在存量贷款里面只有25.8%,是配置给民营经济的,民营经济本身贡献了“五六七八九”。

  3.未来金控发展的关键是金控需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参与到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报告里有五个关键点,基本对应着未来的发展。我个人对未来十几年中国经济比较乐观,我们需要在中国完成工业化进程后,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如果我们做到,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工业占比重比较高,目前制造业占GDP不到30%,但是高于美国的11%,整个经济生活里还有很强的能够推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来源。二是现在还有再工业化的可能性,虽然完成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现在有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可能性,中国互联网上半场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换的过程中,也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的可能。三是新基建也会提供再工业化的重要基础设施。这些能够构成中国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我们还有改革开放的红利,资源配置效率我们还是比较低,通过激励机制重新设置,进一步实现更大胆的对外开放的话,我们是可以释放一些红利,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样未来就金融控股模式而言,它的判别标准在于能否帮助中国经济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能够帮助中国经济培育出未来跟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增长动能。这是鉴别好金控的方式。

  未来是产业变迁的大时代,国际国内环境变化都比较复杂,但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本质不会变化,好金融的标准是降低中介成本,这个也不会变。未来的金控控股模式回归到金控本身,按照降低中介成本的要求,应该会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找到独特的定位,而且这种尝试本身不会是统一的,它应该是多元化的尝试。在中国未来可能出现各种不同的金融控股的发展模式,而它们会从不同维度,最终为中国经济在2035年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报告(2020)》的发布是正在进行时,2020年把金控现状做了探讨,2021年、2022年以及之后的每一年都希望能够出报告,把金控发展过程中一些新的尝试,出现的新问题进一步剖析。我也特别期待,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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